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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诊取效盲目自满

一九三七年元月，为了抗议国民党不许中医办学校设医院，与校长吴汉仙代表湖南中医界赴南京，参加全国中医请愿团，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。

国民党迫于中医界之义愤，为了敷衍应付，通过了中医列入教育学制系统的决议案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长沙迭遭轰炸，我另找了一个工作，离开母校，辗转于湘西、湘南等地。

其时，传染性疾病，到处都有流行，我参照《时病论》、《温疫论》、《霍乱论》及《温热经纬》有关湿温、疫证的治法，取得了较好的疗效，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。

认为我在学徒时，学了治疗伤寒的一套，在医校时又学了治疗温病的一套，牛刀小试，果然得心应手，于是飘瓢然放松了学习。

一九四一年，我在湖南省地方干训团中医组担任传染病教学，因无教材，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些讲稿，但是东拼西凑，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多，所以没有付印。

其后湖南相继沦陷，疲于奔命，书籍衣物丢失殆尽，景况相当狼狈。

总之，我在八年抗战期间，医学上进步很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