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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又朝勒城出发了。

我自我安慰道，我是去看哈金的，但我内心却特别想看看阿霞会有什么举动，会不会像昨夜那样“闹出些古怪的事”

来。

他们俩都在客厅，而且真奇妙!——不知是否由于我昨晚至今刻骨铭心地怀念俄罗斯——我认为阿霞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少女，质朴得一如女仆。

她身着一件旧连衣裙，头发拢到耳后，安详地坐在窗前，拿着绣花绷子绣着，既谦和又娴静，似乎她这辈子除此之外没干过别的事。

她几乎不说一句话，静静地望着自己的绣品，脸上的表情普普通通，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的卡佳、玛莎们。

似乎为了完全印证这种相似，她开始低声唱起《亲爱的老妈妈》。

她低眉敛容，小脸黄黄的，我看着她，回想起昨晚的种种猜疑，有些遗憾。

天气绝佳。

哈金和我们说，今天要外出写生；我问可不可以与他同行，会不会影响他。

“恰恰相反，”

他说，“您可以给我提些好建议。”

他戴上一顶望·代克式的圆帽，身着短上衣，腋下挟着画板便出发了；我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。

阿霞留在家中。

走前哈金让她注意一下，汤别煮得太稀了：阿霞答应去厨房看看。

哈金到了我认识已久的山谷，坐在石头上，画起一棵树身满是窟窿的老橡树，它的枝枝蔓蔓伸出很远。

我躺在草地上，掏出本书；可还没看上两页，他也刚刚胡乱划了两笔；我们的话便越来越多，我觉得，我们格外睿智、深入地谈论了——应当怎么工作，要避免什么，遵循什么，当代艺术家的自身价值是什么等等。

哈金末了觉得他今天“兴致不高”

，就在我身边躺下，这么着，我们这种青春的闲聊便无边无际，**，时而炽热，时而沉静，时而欣喜万分，可我们说的几乎都是俄国人爱用的含糊语言。

我们谈得心满意足，好像干了什么，干成了什么似的，便回家了。

阿霞仍然像我离开时那样；无论我怎么观察她——仍然找不出一丝卖弄风情和做作的样子；这回可不能指责她做作了。

“啊哈!”

哈金说，“她在持斋忏悔呢。”

日暮时她毫不掩饰地打了几个呵欠，早早便回房了。

我也很快和哈金道别回家，我什么也没想：这一天是在冷静的感觉中度过的。

然而还记得，当我躺下时，不由自主出声说：

“这姑娘真是个变色龙!”

想了想，我又说：“可她到底不是他的妹妹。”